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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戰對魯迅的影響

2020年12月10日 10:55  |  作者:俞寬宏  |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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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向駐防上海的十九路軍閘北防線展開進攻,其后戰線一直延伸到上海郊區的江灣、吳淞、瀏河、嘉定、南翔、真茹等地,戰火幾乎覆蓋了上海租界東北、西北和西南的廣大地區,給所在地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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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21日,魯迅與內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攝于上海閘北六三園

這場局部戰爭雖然只延續了34天,但顯示了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激起了全國人民空前的團結御侮的民族精神,為5年以后的國家全面抗戰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我們從魯迅一家的避難與脫難過程中,可以感受到這場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和對魯迅民族主義思想形成的巨大影響。

北四川路的日軍暴行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點30分,日本陸軍大佐鮫島率領8輛戰車和千余步兵,橫穿北四川路從虬江路向寶山路發起攻擊;另一路集結在日本人小學和福民醫院內一個大隊的日軍則橫穿馬路從秦關路向駐守在寶山路的十九路軍展開攻擊———“一·二八”淞滬抗戰全面爆發。

28日深夜日本人發起的這場戰爭并沒有按照日本軍隊預期的那樣發展,沿北四川路往西進攻的三路日軍均遭到了十九路軍各部的迎頭痛擊。在頭三天的戰斗中,日軍不但未能攻破寶山路一線陣地,反而損失了很多日軍性命。由于連遭慘敗,為了鞏固后方,日軍開始疑神疑鬼,驚惶失措,策劃實行“一清視線,二清埋伏”戰術。2月29日凌晨3點左右,日軍攻擊受挫,便縱火焚燒淞滬鐵路兩側的民居。一時間,從南到北,從北四川路往西沿淞滬鐵路兩側一帶烈焰沖天,幢幢民居化為灰燼。不但如此,稍后幾日,日本憲兵隊為了清理他們眼中的所謂可疑建筑,也開始在北四川路及其附近的東體育會路、歐嘉路(今海倫路)、狄思威路(今溧陽路)、東寶興路等地大肆燒毀建筑,眾多當地百姓四處奔逃,無家可歸,有些甚至被烈火和槍彈奪去了生命。

另一方面,為了所謂的“清理埋伏”工作,日本憲兵隊開始任意搜捕,隨意殘殺上海百姓,虹口居民幾乎全成了日軍眼中的便衣隊,北四川路一帶尤其為甚。戰爭爆發之初,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個好朋友,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就住在北四川路路底,到處去保釋被日軍抓捕的中國人。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花甲錄》里完整記載了挽救周建人的情境:

……我回店里,大家才放了心。正在這時候,店前走過一群中國人,他們被陸戰隊和自警團押著,正要送到陸戰隊去。我不經心地朝著這群人看了看,發現里面有魯迅先生的親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屬。我趕忙跑出去,跟陸戰隊說明理由,讓他們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釋放了。以后,我讓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了腳,第二天讓他們拿著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帶避難去了。這雖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確實太好了。因為當時有一種傳說,抓來的人,陸戰隊不可能一一地審問,統統都在私下傳來傳去的過程中被暗暗地殺掉了。

事實證明,內山完造關于日本海軍陸戰隊隨意殘殺無辜百姓的回憶是正確的。“一·二八”抗戰爆發最初的六七天內,北四川路一帶被日軍槍殺的就不下40余人,被拘捕后下落不明者更是不計其數。武昌路上的三元宮、北四川路上的東洋大戲院、廣東大戲院和日本小學都成了日本憲兵肆意拘捕、蹂躪和殘殺中國人的場所。1932年2月3日,新聞從業人員蔣廉外出辦事不幸被日軍便衣隊搜查,指為軍事密探,關押在黃埔碼頭的鐵駁船上,他脫險后回憶:“船上押著135名中國人,均被雙手反縛,蜷縮艙中,血染全身。4名日軍武裝陸戰隊員日夜看守,嚴密監視,并用刺刀鐵棍任意兇毆,兩天內有70人被日本兵押上碼頭斬首或槍斃。”

王阿發是一個黃包車夫,戰爭開始不久即被日便衣隊拘捕,禁錮在武昌路(北四川路支路)三元宮內(日軍司令部所在地),后設法從該處逃了出來。他向人訴說:

該處日兵二十人,押有我國男女同胞三百余。對我同胞備極虐待,勒令跪地,任意用鐵棍毒擊。被擊落者輕則血流遍地,重者骨碎目突。更用雪亮犀利如割稻用之鐮刀,由頸項拉割衣服,直至小腹以下(蓋解紐扣遲慢,故用鐮刀割也)。因之有胸腹割破,腸流血涌,滿地哀號而死者,為狀奇慘。(日軍士兵)對我女同胞百般侮辱,迫令全身衣裳脫去在地面旋滾。日兵則騎其背,撻其身,以為笑樂。……可憐我婦女求生不得,覓死無從,哀啼慘號,不忍卒睹。(《日本侵略淞滬暴行之真相》,上海同志出版社,第22頁)

北四川路西邊寶山路、柳營路和北邊江灣地區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大大出乎日軍的預料,尤其是距離北四川路底西邊不遠的八字橋爭奪戰,日軍久攻不下,戰線一直無法向西、向北推進。戰事拖得越久,日本軍隊對北四川路一帶的破壞就越嚴重。戰后統計,“一·二八”抗戰期間北四川路有文獻可查被殺的無辜群眾就多達600余人。整條北四川路十室九空,居民坐不安席,一日數驚,紛紛逃往外埠或公共租界。在槍炮聲連綿不絕,到處都是火光沖天,個體生命完全得不到保障的背景下,作為住在北四川路路底的一個普通中國家庭,從未親歷戰爭殘酷的魯迅和周建人兩家人也難逃厄運,受盡了地獄般的災難洗劫。

1932年中日戰爭中虹口居民擁入對岸租界

1932年中日戰爭中虹口居民擁入對岸租界

魯迅的避難與脫難

魯迅是1930年5月12日,因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左聯活動被國民黨密令通緝遷入北四川路194號的拉摩斯公寓的。此處北臨北四川路,對面是工部局學校,西北斜對面為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魯迅的住處是A3樓4室,此住房是以內山完造的名義租下的。1932年1月下旬,由于日本連日不斷派海軍到上海增援,又向上海市國民黨政府發出最后通牒,北四川路路底的形勢已相當緊張,不少人倉皇遷徙。

魯迅本來是沒有打算離家避難的,只是讓許廣平多買些食品。28日深夜,魯迅正在自己的公寓書房里伏案寫作,忽然對面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樓燈火盡滅,從院子里開出一輛輛汽車和戰車急速向南馳去。許廣平在她的《內山完造先生》里說:

未幾就隱隱聽到槍聲,由疏而密,我們跑到曬臺,看見紅色火線穿梭般在頭頂掠過,才知道子彈無情,戰事已經發生了。急退至樓下,就在臨街的大廳里,平日魯迅寫作兼睡臥的所在,就是書桌旁邊,一顆子彈已洞穿而入,這時危險達于極點。

對于這次事件,24天之后,魯迅寫信給許壽裳,也作了描述:“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

29日,魯迅一家在“終日槍炮聲中”度過一天。30日早上天微明,大隊日軍前來檢查。因一家都是婦孺老弱,魯迅躲過一劫。因為拉摩斯公寓住的只有魯迅一家是中國人,其余都是外國僑民。為了躲避放槍之嫌,下午,魯迅一家“只攜衣被數事”,搬到內山書店的樓上避難。周建人和他家的女工被內山完造救下后,因住處在戰事一線無法回去,也在內山完造家里落腳。這樣魯迅同周建人兩家10口人不得不擠在內山書店的三樓上,過著大人、小孩和女工幾個人擠在一起的生活。窗戶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室內暗黑沉悶,大人們待在斗室中照顧著小孩不哭不鬧,室外街頭沙袋旁守衛日軍的踱步聲清晰可見。許廣平說:“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飽嘗了侵略者加給我們的窒息難忍的壓迫。大家都默默無言的,然而又互相領會其情地過著日子。這種難以名狀的情緒,時時糾纏在一起向心頭猛地襲來,真是不好過極了。”

2月6日,舊歷正月初一,在內山書店的樓上度過了艱難的6天之后,為了安全起見,魯迅、周建人兩家人和家里的女工在鐮田誠一的陪送下遷避蘇州河南岸的三馬路內山書店支店二樓。10人一室,席地而臥,其艱苦的程度,一言難盡。但無論如何,脫離了戰區,兩家人的生命總算有了保障。魯迅一家危居戰事前線,生死未卜,好友許壽裳十分擔心,專門致電在上海的陳子英探詢魯迅下落。陳子英為此專門登報找尋魯迅,魯迅在內山書店支店住下兩周之后才有機會拜訪子英,通報安全。

魯迅和周建人兄弟在內山書店支店住了一個多月,3月10日戰爭結束,鐮田壽從日本回來,帶著禮物到內山書店支店來看魯迅,見“魯迅一家睡在地板上,連床都沒有,生活實在很苦”。當時遠在日本的內山完造不知道上海的情況,要求鐮田壽開張因戰事停業的三馬路內山書店支店,但面對困境中的魯迅,鐮田壽真的“不忍心把老板的意圖告訴他,那種困惑的感覺至今難忘”。

3月13日,魯迅因海嬰出疹子搬出內山書店。3月14日下午,魯迅與家人“復省舊寓”,次日在“夜寄季市信”中說:

昨去一視舊寓,除震破五六塊玻璃及有一二彈孔外,殊無損失,水電瓦斯,亦已修復,故擬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過四川路橋,諸店無一開張者,入北四川路,則市廛家屋,或為火焚,或為炮毀,頗荒漠,行人也復廖廖。如此情形,一時必難恢復,則是否適于居住,殊屬問題,我雖不憚荒涼,但若購買食物,須奔數里,則居大不易耳……喬峰寓為炸彈毀去一半,但未遭劫難,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則,死矣。

這是魯迅寫給友人的信中描述的北四川路被戰火毀傷的真實場景。但魯迅看到的是表面現象,實際情況要慘烈得多。北四川路西側東寶興路上的中共四大會址就是在這次戰爭之初被日軍炸毀的。魯迅來上海最早光顧的北四川路虬江路交界處的“滬上貴族式的上等影戲院”——號稱“東方第一劇院”的奧迪安大戲院,硬生生被日軍便衣隊縱火焚燒,變為一片廢墟。

位于北四川路路底的中華學藝社,是國內著名學術團體之一,社員大半為留日歸國之士。位置就在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西北面,離魯迅寓所也僅有200米之遙。

2月2日我軍進攻北四川路路底,日軍敗退時縱火焚燒了中華學藝社,該社所藏和社員寄存的近40余萬價值的專門圖書、手稿資料均成灰燼。中華學藝社的專業圖書同寶山路東方圖書館的珍本圖書一起被毀,是這次戰爭給中國文化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因為這場戰爭,葉圣陶、沙汀、艾蕪等人被迫離開北四川路的原住所,周建人也因所服務的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被徹底炸毀,工作無著,魯迅不得不寫信托人為之找尋工作。

戰爭激發了魯迅的民族主義思想

“中華連年戰爭,聞槍炮聲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這是2月29日魯迅給李秉中寫信陳述對此次抗戰的真實感受。經過這次戰爭的洗禮,國破家亡的切身體驗使魯迅的民族主義思想日益彰顯。2月4日,魯迅即與茅盾、葉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聯名在《文藝新聞》發表《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的暴行,呼吁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文化團體及作家們:“立即起來運用全力,援助中國被壓迫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世界革命的戰爭。”2月7日,魯迅再次同茅盾、陳望道等129名文藝界人士一起發表《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強烈抗議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侵略暴行。

魯迅這一生既經歷了八國聯軍侵略瓜分中國的事件,也經歷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列強對清政府的戰爭、侵略、瓜分數不勝數,魯迅的感受特別強烈。所以早1908年,魯迅就在他的《破惡聲論》里面專門講了“批判‘崇侵略’”問題。參加“左聯”之后,魯迅早已是一個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黨當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國人民群情激昂,魯迅就寫了《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友邦驚詫”論》等文,歌頌東北抗日軍隊的英勇抵抗,猛烈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和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以聲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國內民族矛盾上升,這一次給魯迅思想帶來的震動影響至深。

3月1日中國守軍退出上海防線,“一·二八”抗戰結束。國民政府于5月5日同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此事沒過多久,蔣介石就推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加強了對紅軍的圍剿,國內階級矛盾再次上升。但魯迅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本性的認識并沒有受到多少影響,繼續參與了各種抗日活動。1932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恢復外交關系,魯迅聯合柳亞子、茅盾等57人簽名,發表了《中國著作家為中蘇復交致蘇聯電》,表示熱烈期盼中蘇兩國的作家和一切文化工作者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戰線上親密攜手。1933年下半年,世界反戰會議組成由巴比塞領銜的代表團,前來中國出席遠東反戰會議,魯迅聯合茅盾、胡愈之、葉圣陶、郁達夫等105人簽名發表了《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啟事》,對代表團的到來表示歡迎和擁護。8月18日,魯迅、茅盾和田漢3人更是不顧當局的嚴厲打壓,公開發表了《歡迎反戰大會國際代表宣言》,對國際反戰大會遠東會議在上海召開,和參加會議的國際代表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抗戰的爆發,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深入人心,左聯和上海的左翼文化活動獲得了一個團結民眾調整文藝斗爭策略的最佳時間,不久即迎來了1933年左翼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期,左翼文學、左翼電影、左翼美術得到了一個四面出擊蓬勃發展的窗口期。作為“左聯”的旗手和主將,魯迅盡管花去大量精力投入到意識形態上的文藝斗爭,也參與了不久發生的“左聯”同“第三種人”的論爭,但魯迅的民族危機意識從未松懈。從1932年出版的《南腔北調集》到1936年的《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有關民族危機問題的雜文不斷增長。《我們不再受騙了》《論“赴難”和“逃難”》《九一八》《觀斗》《航空救國三愿》《戰略關系》《伸冤》等諸多文章,一次又一次地敲響了民族存亡的警鐘,魯迅毫無疑問地成為抗日作家的旗手。

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是1934年初由內山完造介紹魯迅相識的,之后多次要求魯迅寫文章投向日本讀書界。1934年之后的3年間,魯迅給改造社的《改造》月刊寫了《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我要騙人》等多篇文章,間接或地直接警告日本軍國主義不要有侵略中國的野心,因為侵略者沒有好下場。

在個人交往方面,隨著民族生存危機的來臨,魯迅越來越顯示出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1934年11月下旬,東北流亡文藝青年蕭軍、蕭紅聯系上魯迅來到上海,魯迅親自為他們的作品《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作序言,支持他們的作品出版,使東北抗日題材小說在上海產生了較大影響。魯迅給蕭紅《生死場》寫序言是在1935年11月中旬,離開“一·二八”抗戰已近4年,但他仍在《序言》開頭中就描述了4年前自己火線中避難的情景,告誡國人在民族危難之時不能當看客,要有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勇于抗爭。

1935年10月,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來到上海。在《朝日新聞》上海分社的促成下,由內山完造引薦他與魯迅見了面。談話是在北四川路底不遠的江灣路六三園里進行的,兩人雜談了一陣之后,野口米次郎問:“日中親善友好能出現嗎?”魯迅答:“要是有可能,那也完全是日本人個人的說法。”野口米次郎再問:“現在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人最后要是沒有安定群眾的力量,那么適當的時候把國防和政治像印度委托給英國那樣行不行呢?”魯迅對于這種侮辱性的言辭,毫未動怒,極為冷靜地說:“這么做來就有個感情問題。如果是財產同樣化為烏有,那么與其讓強盜搶劫而去,莫如讓敗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里好。”

這是一次不愉快的談話,顯示了魯迅的錚錚鐵骨和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

(本文作者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館員)

編輯:王慧文

關鍵詞:魯迅 四川 日軍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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