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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帶領著一路奔向北方

——“七君子”的新政協之路

2020年12月10日 10:22  |  作者:潘大明  |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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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參加新政協全體會議的民主建國會代表:前排左起,沈子槎、黃炎培、冷遹、楊衛玉、胡厥文;中排左起,章元善、陳巳生、胡子嬰、陳維稷、孫起孟、盛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藝昌、施復亮。

標題說明:

1936年7月,陶行知在出國的海輪上,從報上看到沈鈞儒領頭游行的照片,寫成了《留別沈鈞儒先生》,詩曰: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少年的領頭。老頭常與少年游,老頭沒有少年愁。雖是老頭,不算老頭。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同胞的領頭。他為了中國得救,他忘了自己的頭。唯一念頭,大眾出頭。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戰士的領頭。冒著敵人的炮火,要報四十年的冤仇。拼命爭取,民族自由。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大眾的領頭。他為老百姓努力,勞苦功高像老牛。誰害老頭,大眾報仇。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在沈鈞儒等的領導下,圍繞停止內戰、團結抗日這個中心任務,利用各種場合進行宣傳動員,開展了一系列救亡運動。1936年,全國救國會會員達數十萬人,同情者更多,成為一支巨大的群眾力量,對促進國共兩黨走向團結抗戰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開創了政治協商的先例,為日后形成政治協商制度,提供了契機。

1935年末,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發起成立救國會,他們不惜個人得失、毀家紓難,致力于全國團結一致御侮的局面形成,次年11月23日遭到南京政府的拘捕、關押,史稱“七君子事件”。

事件激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得到包括中國共產黨、宋慶齡、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等的聲援、營救,為全民抗戰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之后,他們高舉抗戰、民主的大旗,與共產黨人精誠合作,與統治當局抗爭,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鄒韜奮、李公樸成為烈士,其他人在共和國成立前夕的命運如何?他們發起、組織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為何會在共和國成立不久的1949年12月中旬宣布結束了歷史使命?

不懼獨裁出走香港

1947年11月末,滬上一片蕭瑟、森嚴,銀須飄動的沈鈞儒讓兒子找來一只大口罩,把胡子掩蓋起來,剩下的部分塞進大衣領子里,長髯不露,他要秘密出走。此前,朋友勸他剃掉胡子,化裝脫離虎口。他不愿意,樂呵呵地說:“如果沒了胡子還沒能跑脫,豈不是弄巧成拙,成了割須棄袍之類的笑話?”

月初,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創建者之一的沈鈞儒早在5年前率領救國會成員加入了民盟,看到民盟遭到摧殘,他痛心疾首。經過爭論,他同意以張瀾的名義發表解散公告。當沈鈞儒等人走下張瀾寓所客廳,把公告交給等候的記者時,他的學生史良看到老師眼中噙滿了淚水。

72歲的沈鈞儒決意秘密出走香港。臨行前,他約史良到自己的居住地(今愚園路750弄11號)說:“民盟一定要搞下去。這里不讓辦,就到香港去辦。”史良支持老師的主張。“表老(張瀾)也是這樣想的。你留在上海,堅持地下斗爭。日腳不好過。你要知道,在蔣介石他們眼皮底下搞斗爭,需要勇敢和堅持。好好保護自己。”

沈鈞儒從容地離開家,坐上汽車直奔黃浦江畔的太古碼頭。黑夜中,他登上美國戈登將軍號客輪,4天后他抵達香港。香港市面上多一個“賣字”的老頭。

就是這矮小清瘦的老頭,以凜然的氣勢主持民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號召盟員站在人民的立場與中國共產黨人攜手合作,摧毀南京政府,為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共和國而奮斗。

他的另一位學生沙千里以史良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大會,并協助沈鈞儒起草會議的文件。

這時,沈鈞儒昔日的難友章乃器受民主建國會派遣,赴香港籌建港九分會到達香港。這位銀行家出身的政治活動家成了“宣言專家”,民主黨派在香港聯合發表的文件,幾乎都由他執筆起草。同時,章乃器創建的港九地產公司生意興隆,成為聯絡進步人士的場所,所賺的銅鈿有力地支持了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事業,包括向沈鈞儒主持的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供部分經費。

響應召喚共創共和

1948年4月末,北方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沈鈞儒讀到了中共中央頒發的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翌日,沈鈞儒和李濟深接到身處西柏坡的毛澤東的來電,毛澤東謙遜地征詢他倆意見:“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并繼續用商量的口吻說,“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內容文字是否適當,擬或不限于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沈鈞儒興高采烈地來到李濟深寓所,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代表聚會,一致響應召開新政協。緊接著聯名通電擁護中共中央號召。

5月8日,沈鈞儒以個人名義再次表示,召開新政協是一個民主的和平的具有建設性的號召。同時,托回滬的朋友帶信給史良等民盟同人,得到在滬民盟領導人的擁護。之后,他又和125位在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社會賢達聯合發表聲明,重申擁護共產黨人的主張。毛澤東復信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稱贊他們熱情響應號召的行為,表示極為欽佩。

也許是老人喜歡懷念故人,沈鈞儒在香港主持了鄒韜奮、李公樸、陶行知等烈士的紀念會,告訴人們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是無數先烈用生命換來的……

9月13日,香港依然悶熱的天氣不透一絲涼意,黃昏時分,沈鈞儒換成一身短衫,打扮成勞工模樣,坐上小舢板,再換乘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北上去東北解放區。他滿臉喜氣,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新政權即將取代腐敗的舊政權,強大的中國要不了多久就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6天后,沈鈞儒到達哈爾濱。他一踏上岸,不顧勞頓,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佇待明教”。

之后,沙千里隨著第二批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1949年1月7日章乃器與李濟深、馬寅初等30余位民主人士抵達大連。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新政協籌備會議即將在北平舉行,沈鈞儒留在北平為新政協的召開操勞,與章乃器等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去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進北平。

劫難當頭數度脫險

在上海的史良,以大律師身份為掩護,與國民黨當局展開斗爭,民盟三中全會后,她領導上海執行部,聯絡盟員參加反饑餓、反迫害、反美扶日等一系列抗議活動。1949年春,上海處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警備司令湯恩伯簽署密令,不擇一切手段逮捕史良。此時,史良正犯高血壓病,在滬西開納路150號(今武定西路1359號)家中靜養。5月10日傍晚,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打來電話,告訴她晚上軍警要動手了。

史良決定轉移到霞飛路新康花園(今淮海中路1273弄)朋友的寓所躲避。離家出走數小時后,一群軍警和便衣特務乘坐數輛吉普車疾馳而來,把史良的別墅團團圍住,對宅中人員輪流用刑,慘號之聲,聞于街鄰。司機阿寶說出了史良小叔子的住址,小叔子旋即被捕入獄。軍警又獲悉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姑父母被捕,迫于軍警的威逼利誘,姑母無奈說出了史良妹夫的住址。

史良已經得到家人被捕的密報,從容地離開了新康花園,前往南市小東門(今中華路一帶)的遠房親戚家中隱蔽。考慮路途比較遠,途中危險多,她化裝坐上一輛三輪車,車行不久,改乘出租汽車,到大光明電影院門口下車。她前腳走進彈子房,隨即便從后門出了去,再乘三輪車,到達小東門。

史良的秘書誤入已被軍警破壞的秘密聯絡點,被捕后特務把她的雙手反綁在背后,吊在墻上,以皮鞭亂抽。拷打一個多小時后,始終未見她流淚,特務說:“厲害,厲害!不愧為史良秘書。”旋即,她被轉押到南市執行處拘留室,等候處置。

一天,住在對面的某區黨部的官員來到史良的住處,說是尋找飼養的鴿子。史良警覺地意識到,行蹤可能被發現。她趕緊裝扮成病人,用圍巾包住頭捂住臉,雇了一輛汽車轉移。軍警和便衣們星夜包圍了小東門史良藏身處,此時,距離史良出走才10分鐘,史良又躲過一劫。一路上,為了避免查身份證的麻煩,司機加快車速,汽車在紅綠燈的轉換間急速行駛,繞了好幾個地方,最后才在海格路(今華山路)與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交匯處的一棟公寓大樓前停下,史良住進了4樓一個套間里。

被捕的秘書和親友,相繼被集中關押到南市的執行處拘留室,軍警和特務們將他們押上卡車,準備投入黃浦江里淹死。途中卡車損壞,停車修理,解放軍先遣部隊已打進城里,槍聲不絕,執行人員四散逃命,他們才幸免于難。

5月24日夜半11時許,解放軍裝甲車已沖入霞飛路的交通大學附近,史良知道天快亮了。空氣中充滿清新。脫離險境的史良興高采烈地跑到宋慶齡的寓所,兩人擁抱在一起,流出激動的眼淚,互道心中的喜悅。

身處北平的沈鈞儒,得悉史良已脫險,十分高興。中共中央向張瀾、史良等人發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邀請;沈鈞儒發電報也邀請他們聯袂北上,主持民盟四中全會。6月18日,滬上夏風小起,50歲的史良神采奕奕地登上北去的列車,一路上歡聲笑語。

完成使命續寫新篇

1949年3月的一天,王造時由虹口來到距黃浦江與跑馬廳之間的杏花樓,出席戲劇家田漢50歲生日宴會。酒宴過后,他披衣走出飯店的大門,站在臺階,讓東來的江風吹去酒意。恰巧一位好友也出了門,握住王造時的手輕聲問:“你往哪兒走?”王造時沉默了稍傾:“往右有墜入黃浦江的危險,中間向前穿過馬路,可能被穿梭般的汽車壓死,還是慢慢向左走吧。”好友會心地笑了。此前,這位著名教授參加了上海學生界、教育界、文化界開展的反美扶日本和反美扶蔣的運動,起草宣言、帶頭簽名;拒絕南京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派來的特使,要他為所謂的和平運動游說。他義正詞嚴地告訴來人:“現在不是和平問題而是革命問題,不是條件問題而是投降問題。”

上海解放前夕,王造時也上了湯恩伯的“黑名單”,后查他沒有參加民盟,湯恩伯便作了罷。但是,還是有朋友提醒王造時小心,要他隱蔽起來,免遭不測。他躲到了朋友家里,在緊張和高興中,迎接了上海解放。

6月間,已擔任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副主任的沈鈞儒,主持救國會在北平召開的臨時工作委員會會議,討論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身處上海的王造時來電,請求緩提救國會出席新政協的代表名單,王造時曾召開在滬救國會成員會議,力爭提名出席新政協。同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我與衡老(沈鈞儒)20年交誼,且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國會參加新政協,有何面目見人?”

最終,救國會提出的政協代表名單中沒有王造時,他無緣新政協,也意味著無法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但是,這沒有影響他撰文稱贊新生的人民政權,廉潔、勤苦、奉公守法,稱贊它是“中國政治生活史上空前未有的廉潔政府”。

1949年9月21日,夜幕降臨,古老皇城北京火樹銀花,各路英豪魚貫進入中南海懷仁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召開。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相聚在一起,互道著心中的喜悅,沈鈞儒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們全體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內,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同商量,辦理革命建國的偉大事業。因此,今天我們的工作十分重要,我們對人民所負的責任,十分重大。”10月1日,他們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典禮。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社會將發生根本的變化,政治性組織的救國會將何去何從?1949年12月18日,沈鈞儒和他的戰友們給出了答案,他們在北京召開會議表示,中國人民救國會號召的政治主張已經實現,完成了歷史使命,已經沒有必要存在。因此,宣布解散。并表示今后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繼續努力奮斗。

早已離開救國會的章乃器到會致辭,回顧了救國會輝煌的歷史。同時,王造時主持了救國會上海分會的座談會,宣讀了結束宣言。這個誕生在上海的政治團體,歷經14年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那些曾經的救國會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秉承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踏實肯干作風、敢于發表諍言的風格,為新中國的立法司法、經濟金融、文化教育建設立下汗馬功勞,在共和國的史冊上鐫刻下大寫的人生。

(作者系中國新聞史學會會員、現代七君子事件研究學者,照片由萬聯文化提供。)

編輯:王慧文

關鍵詞:沈鈞儒 老頭 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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